受教会派遣赴华，前往天主教宜昌教区执行传教任务，由此开启了他长达十七年的在华传教生涯。天主教宜昌教区正式成立于1870年，地处巴楚文化核心地带，历史管辖范围覆盖鄂西南大片区域，最重要的包含原宜昌府（今宜昌市全域）、荆州府（含江陵、公安、沙市等地）、施南府（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域）。在华期间，旺茨用贴身携带的照相器材，边开展传教工作边进行拍摄，十几年间累计拍下该区域近八百多张珍贵历史影像，为后世留存了民国早期巴楚地区的鲜活视觉印记。

  皮亚图斯·旺茨（Piatus Wantz）图片来自：《传教士与现代性》1872至1940年比利时修士在中国一书

  从旺茨影像的数量与内容广度来看，他是目前已发现文献资料中，拍摄宜昌、恩施及鄂西南山区影像最为丰富的外国摄影人之一。其作品广泛涵盖人文社会、经济文化、自然风景及本土传教教会活动，尽管影像画质略显欠缺，但内容的丰富性与广泛性，为我们观察和解读巴楚文化提供了罕见的独特视角，是近代巴楚区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像遗存。基于此，笔者仅从历史影像研究视角出发，不评判传教活动与宗教意识形态，亦不涉及宗教宣传。以旺茨在巴楚区域拍摄的影像素材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影像的价值内涵与历史意义。

  宜昌作为巴楚文化的核心交汇地，地处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关键节点，坐拥著名的长江三峡，浓郁的巴楚民俗与西方文化在此形成鲜明对比且初步交融，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宜昌正式开埠，大量西方人士随之涌入，其中涵盖了传教士、探险家、科学家、商人及摄影人等群体，推动了宜昌与外界的文化、经济交流。

  晚清至民国早期，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并非偶然，而是宗教使命、文明扩张、条约体系、技术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等多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基督教以“拯救万民灵魂”为终极教义，19世纪的福音奋兴运动更将海外传教推向高潮，传教士多以“文明使者”自居，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异教之地”与核心传教目标。战争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赋予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购置产业、享有司法特权等权利，彻底扫清了其在华传教的制度障碍。

  开埠后的宜昌，慢慢地发展成为长江上游重要通商口岸与枢纽核心区，沿江码头是商贸活动的核心载体，轮船航运日益繁忙，来自重庆、武汉、上海等地的货物在此集散，形成了繁荣的商贸场景。宜昌兼具地理战略价值、文化异质性与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然成为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陆、观察中国社会、记录自然与人文风貌的重要据点。长江航运的繁荣与商业发展，不仅重塑了宜昌的城市格局，推动了中外文化交融，更为西方传教士、摄影师的进入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与坚实的经济基础。

  比利时传教士皮亚图斯·旺茨于1913—1930年在华的传教活动与摄影实践，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典型产物：他以宗教信仰为动力，以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为保障，以摄影为记录工具，在完成传教使命的同时，留下了关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三峡风光与中西文化交融的珍贵视觉史料。

  据比利时鲁汶大学历史学家、传播系主任卢克·文茨介绍，旺茨（Piatus Wantz，1884-1968），又名皮亚图斯·迪奥尼修斯·旺茨神父（以下简称旺茨），1884年出生于卢森堡多尔谢德。青年时期赴比利时求学，1904年进入蒂尔特小方济各会接受宗教教育与传教训练，1910年晋铎成为正式传教士。晋铎后，旺茨留在比利时洛克伦圣安东尼学院担任语言与科学教师期间，不仅培养了出色的观察与表达能力，还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积累了一定拍摄经验，为其后续在华影像拍摄奠定了基础。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左为施州地区一集市右为施州地区演奏着号角与铙钹曲调的乐师们

  1913年底，旺茨响应教会号召，启程前往中国湖北省宜昌教区执行传教任务，开启了在华传教生涯，也与宜昌结下不解之缘。抵达湖北后，旺茨首先来到巴东南部传教团，开展初期传教活动，期间他努力学习中文与当地民俗，逐步适应中国生活环境。在巴东南部期间，他创立数个教区，修建传教住所与简易教堂，逐步扩大了教会在当地的影响。

  左图为比利时修士旺茨1921-1927年间在宜昌神学院寝室休息右图为旺茨和宜昌神学院部分学员合影，他主要担任的“小神学院教授兼院长”兼任神学与拉丁语等课程的教师。 图片来自：《传教士与现代性》1872至1940年比利时修士在中国一书

  1921年，凭借扎实的学识与丰富的传教经验，旺茨被任命为宜昌小神学院教授兼院长，负责培养当地本土传教士。彼时宜昌社会总体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西方传教活动已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加之民众对传教士的接受度有所提升，使其能够有机会深入宜昌各地拍摄真实的社会场景。

  旺茨在宜昌期间的衣食住行条件相对安稳，其所在的宜昌神学院及相关教会建筑，与历史上著名的“施南教案”密切相关。施南教案结案后，经湖广总督张之洞交涉，清政府与法国签订《施南教案协议条款》，最终赔偿法国白银14.5万两。1901年，教会利用此次赔款，在下铁路坝（今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所在地）的圣母堂旁，修建了宜昌神学院及相关教会设施。其中，圣母堂又称爱德堂，内设有修女院，与神学院相邻，共同构成了当时宜昌教区西方传教活动的核心场所。

  旺茨在长江南岸五龙山上拍摄的宜昌神学院及相关教会建筑全景（今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所在地）（拍摄时间1921-1927年）

  在宜昌的六年里，旺茨一边从事教学、培养传教人才，一边开展传教活动，与当地信徒建立了良好互动。担任宜昌小神学院教授兼院长期间，也是旺茨影像拍摄的高峰期，他利用工作之余，走遍宜昌城区及周边县域，用镜头记录当地社会风貌与人文景观。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初期，曾被部分国人误解为“捕捉灵魂”的魔法，因而遭到排斥。但到1921年，宜昌城区已出现数家本土照相馆，摄影技术逐步被民众接受，不再出现排斥、威胁拍摄者的场景。同时，大量外国人士携带摄影器材进入宜昌和三峡，形成拍摄常态，为宜昌影像拍摄提供了技术参考与客观条件。

  1907年宜昌神学院及相关教会的圣母堂（又称爱德堂，今中心人民医院位置）图片来自：《传教士与现代性》1872至1940年比利时修士在中国一书

  宜昌独特的巴楚民俗、壮丽的三峡山水、繁忙的商贸场景，极大激发了旺茨的拍摄兴趣。他携带摄影器材深入宜昌各地，将个人观察与思考融入影像创作，留下了大量真实鲜活的资料。据鲁汶大学研究中心有关的资料记载，旺茨在湖北逗留期间共拍摄863张照片，经笔者初步梳理，其中宜昌约占三百多张，其余主要为恩施、荆州等地的影像。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荆州遭遇长江水灾后的景象右图荆州为当地权贵出行乘坐四人的抬轿

  1927年，因宜昌社会动荡加剧，旺茨被调往汉口大神学院任教（该院后迁至荆州）。据卢克·文茨研究记载，动荡加剧后，旺茨前往荆州恢复传教工作，并于1928年出任汉口中央神学院院长。1930年，旺茨返回比利时休假，期间举办多场关于中国生活的图文讲座，向比利时民众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巴楚民俗及自身传教经历。1930年后，旺茨重返中国，赴上海开展传教工作；1932年，因积劳成疾，他结束了长达19年的在华传教生涯，返回比利时。回国后，他加入列日修道院团体，后担任副主教，1968年11月11日在梅赫伦逝世。

  梳理区域历史影像的研究脉络，通常围绕三层核心维度展开：拍摄主体、动机与方式，决定影像的生产属性与价值导向；拍摄内容、缺席场景与传播路径，构成区域视觉史的基本面貌；影像如何形塑地方叙事、建构历史记忆与强化身份认同，则彰显其之于区域历史研究的核心价值。旺茨在鄂西巴楚一带拍摄的影像内容丰富，涵盖人文、社会、经济、文化、自然风景及传教活动等领域，经笔者梳理，大致可分为四类：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左宜昌教会内演出活动影像右图为操场举行学员足球比赛（今中心医院附近，拍摄时间1921-1927年）

  第一类，传教教会活动影像。这是旺茨影像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记录其在湖北恩施、宜昌、荆州的传教活动，包括宜昌神学院、爱德堂等教会建筑、课堂授课、神学院学生学习起居，以及教区足球赛、传教士与信徒互动、节日联欢、学员外出考察等场景。此类影像为研究民国早期宜昌传教教育发展、教会活动模式提供了直观鲜活的史料支撑。

  第二类，人文社会场景影像。这是旺茨影像中最丰富、最具生活气息的部分，重点记录了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社会交往，包括市民街头劳作、购物，农民耕种、收获等生产生活场景；家庭合影、邻里互动等日常场景；街头集市、水果摊、草药贩、鱼市场等商贸场景；以及当地婚丧嫁娶仪式，镜头多为平民、手工业者等各类群体，真实反映了当时巴楚民众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长江边磨基山下宜昌码头，右为“宜昌关”（拍摄时间1921-1927年）

  第三类，经济与码头场景影像。主要记录宜昌的商业贸易与交通发展，重点展现沿江码头的繁忙景象，包括磨基山下停靠的轮船、码头工人装卸货物、商人洽谈交易等场景；同时记录了本土手工业作坊、各类商铺，以及长江航运、人力车、马车等交通方式，为研究民国早期宜昌经济结构、商贸发展与交通变迁提供了重要影像史料。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左图为三峡崆岭右图为宜昌江南笔架山（拍摄时间1921-1927年）

  第四类，自然与人文景观影像。主要记录宜昌的自然山水与巴楚人文景观，旺茨镜头下的三峡、三游洞、点军石门洞、执勿山、宜昌天然塔等，充分展现了宜昌独特的地域风貌与自然人文特色，为研究民国早期宜昌景观格局与地域文化提供了珍贵视觉参考。

  其一，相对全面性。其影像涵盖传教、人文、社会、经济、文化、自然风景等多个领域，区别于汤姆逊、曼妮、甘博等曾到访宜昌及三峡的摄影人——受自身拍摄目的、身份背景影响，这些摄影人多聚焦某一领域或主题，未能多维度、全方位呈现区域社会，而旺茨的影像相对全面。

  其二，生活化与纪实性。旺茨的镜头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深入街头巷尾、乡村田野，记录真实民间细节，无过度修饰与刻意摆拍，即便记录传教活动，也保持客观纪实态度，真实还原场景原貌。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图为宜昌长江边码头，学院学生登船，前往湖北秭归进行一次短途旅行。（拍摄时间1921-1927年）

  其三，地域性与文化性。影像充分展现巴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宜昌地域风貌，记录了大量巴楚民俗与近代化痕迹，清晰呈现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初步交融的历史场景，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

  其四，中立性与包容性。旺茨拍摄时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尊重当地民俗与民众生活方式，既记录西方文化相关场景，也全面呈现本土文化风貌，未刻意贬低或拔高任何一方，体现出较强的包容性。

  旺茨影像最突出的特点是平视常规视角，很少采用俯视、猎奇视角。作为传教士，他兼具“参与者”与“观察者”双重身份，以平视视角与拍摄对象保持平等距离，真实记录宜昌山水与民众生活，无强烈的“他者”色彩，更具亲和力与真实性。近距离拍摄也是其重要特点，旺茨多聚焦日常场景，近距离捕捉生活细节，如手工业者的劳作动作、神学生的学习状态等，增强了影像的纪实性与感染力，让后世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当时的社会生活。

  当然，旺茨的影像并非完美无缺。他使用的小型相机便于携带，适合野外与日常记录，但与威尔逊、甘博、张伯林等专业摄影人使用的大中画幅器材相比，成像效果相对逊色，部分影像清晰度不足、画质欠佳；加之旺茨作为业余摄影师，对拍摄技术细节追求较少，进一步影响了影像技术质量，部分照片存在构图不够规整、曝光不准等缺陷，或许与冲洗条件有关。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左为轮船上的宜昌乘客（拍摄时间1921-1927年）

  在内容上，他未拍摄当时社会的阶级差异、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重要场景。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旺茨倾向于呈现积极正面的风貌，其传教士身份也促使他更愿意展现宜昌的美好；另一方面则因其外国身份的局限性，不便拍摄敏感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场景。此外，受文化差异与认知深度限制，旺茨对本土文化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记录了大量巴楚民俗，却多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挖掘民俗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渊源。

  20世纪20年代后期，胶片技术逐步兴起，但玻璃正片因拍摄制作成本低、易制作幻灯片、保存时间长等优势，仍是业余摄影者的首选，直至1930年代后才逐渐被胶片替代。当时，玻璃正片（干版）的冲洗工艺已趋于成熟，流程相对固定，多以手工操作为主：将提前涂布好感光乳剂、密封保存的玻璃干版从包装盒中取出，在弱光环境下装入相机片夹（避免曝光，因干版感光性较弱）；拍摄曝光后的玻璃干版放入显影液处理，经停影、定影、水洗、干燥等步骤。该工艺的主要缺点是，操作失误易导致画质不均、清晰度不足等问题。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图为神学院一位传教士在给学员上外语课（拍摄时间1921-1927年）

  旺茨拍摄的照片均制作成玻璃正片，主要用于幻灯片展示。据相关资料记录，旺茨影像的传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范围集中于比利时国内与传教士群体内部，尽管传播范围有限，但仍发挥了重要文化传播作用。第一阶段（1921—1930年），旺茨在华传教期间，影像主要在宜昌及周边传教士群体内传播，用于教学展示、传教经验交流，成为传教士之间沟通工作、分享成果的重要媒介。第二阶段（1930年之后），旺茨返回比利时休假，期间举办多场中国生活图文讲座，通过展示宜昌影像，向比利时民众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巴楚民俗及自身传教经历，成为比利时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讲座在当地获得良好反响。除讲座外，旺茨还将部分影像整理成册，赠送给比利时的修道院、图书馆、传教机构等，用于文化交流与史料保存，逐步扩大了影像的传播范围与保存价值。

  与同时期其他外国摄影师相比，旺茨影像的传播渠道相对有限，影响力集中于比利时国内与传教士群体，未通过出版、新闻传播等渠道广泛传播，受众较窄，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小。但旺茨的影像仍具有无法替代的传播价值，如今，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其影像传播路径得到拓展，相关影像经机构数字化整理后，传播范围逐步扩大，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得以充分的发挥，为学者开展区域历史研究、了解中国影像历史提供了便利。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图为一群学员在宜昌东山上游玩（今宜昌七中位置，拍摄时间1921-1927年）

  目前学界对中国早期长江流域历史影像的研究，多集中于约翰·汤姆逊、威尔逊、甘博、曼尼、凯瑟尔等知名外国摄影师。例如，威尔逊以植物科考为主要拍摄目的，其峡江影像兼具科学性与纪实性；甘博侧重社会调查，其影像为研究三峡及宜昌区域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曼尼以自然风光摄影见长，聚焦三峡及周边自然景观；凯瑟尔等则重点记录长江三峡地理风貌，为区域自然景观研究提供了珍贵视觉史料。

  相较之下，比利时传教士皮亚图斯·旺茨在宜昌拍摄的八百多幅照片，仍处于被忽视状态，相关专题研究较少。笔者梳理现有资料发现：国外研究多聚焦旺茨的传教活动，对其摄影影像缺乏系统整理与深度解读，未能充分挖掘其视觉史料价值与区域史研究价值；西方学界对近代传教士影像、长江流域探险影像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多停留在群体层面，侧重探讨影像在传教中的工具性意义，针对单个传教士影像的专项研究较少；关于旺茨的生平介绍与研究，主要见于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的传教史文献，多为简略履历，对其在巴楚地区拍摄的影像仅零星提及，未展开系统研究，未能充分发挥其史料价值。

  早期历史影像是还原巴楚地区社会风貌、民俗文化、经济形态与城乡景观的重要可视化史料。相较于文字记载的抽象性与主观性，历史影像以直观、具象、纪实的特点，有效弥补了文字史料在细节呈现上的局限，成为解读鄂西及宜昌区域历史、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旺茨1913—1930年在华的十七年，是其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他在此期间拍摄的大量影像，成为20世纪20年代巴楚社会与宜昌风貌最珍贵的视觉记录之一，为区域历史研究提供了独特支撑。

  旺茨虽以传教为核心使命，却未将摄影单纯作为宗教宣传工具，而是将其作为观察社会、记录生活、理解文化的重要媒介。他在宜昌的摄影活动并非偶然，而是与其传教士身份、个人摄影兴趣及时代环境紧密关联。由于拍摄无商业目的、无政治意图、不迎合市场，其影像呈现出较强的客观性与纪实性。其拍摄的直接动因源于传教与教学，即记录教会生活、教学场景、教区建设、信众活动及宗教仪式，用于内部交流与工作汇报。这一朴素动机，使其影像较少刻意修饰，更贴近社会真实，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与同时期其他外国摄影师相比，旺茨以相对中立、平和的视角记录当地生活，尊重地方民俗与民众日常，较少带有猎奇心理与主观偏见，进一步保证了影像的纪实性与客观性，提升了其史料价值。

  皮亚图斯·旺茨拍摄的玻璃正片：图为街上行走的小贩（拍摄时间1921-1927年）

  当前系统研究旺茨影像仍面临诸多困难，大多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除照片上有限的外文标注外，旺茨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资料极为匮乏，难以精准把握其拍摄动机与思想脉络；二是部分影像标注信息残缺，拍摄时间、地点、人物等核心细节考证难度较大；三是原始档案与影像底片主要收藏于比利时、卢森堡相关机构，国内学者获取资料难度高，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开展；四是影像解读中，需审慎区分旺茨作为传教士的主观立场与历史客观真实，避免片面阐释或过度解读。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传教士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群体：他们既是宗教传播者，也是文化沟通的使者；既带来了西方的知识与技术，也成为中国社会风貌的外部观察者与记录者。毋庸置疑，旺茨在华期间，是其传教使命与摄影热爱相互融合、彼此成就的时光。他以传教士身份深入巴楚城乡，获得了贴近基层社会的独特便利；又以摄影为媒介，超越了单纯的宗教传播维度，以平视、沉静的镜头，定格了民国初年宜昌的市井烟火、乡土人情与自然山水，留存了最真实的时代印记。

  宗教信仰为他提供了深入民间、接触基层民众的机会，摄影则让他成为客观的时代记录者，二者相辅相成。旺茨在完成传教工作的同时，为后世留下了这些兼具史料价值、人文温度与地域独特性的珍贵影像，填补了20世纪20年代巴楚区域视觉史料的部分空白，留存了不可复制的地方历史记忆，也为当前开展巴楚区域历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影像支撑。

  作者李志伟：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专委会主任、宜昌市摄影家协会顾问、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经济专委会成员，专注于宜昌及三峡流域历史影像收藏与研究。

  本文参考文献：鲁汶大学图书馆网、卢森堡国家档案馆编.卢森堡传教士海外传教档案（1900-1940）[G] 、芬兰福音路德会传教团网、《传教士与现代性》：1872至1940年比利时修士在中国、李明义著《宜昌开埠》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李明义著《近代宜昌海关十年报告》团结出版社、《天主教宜昌教区志》等